农药是农业生产中重要的投入资料，但使用不当也会造成农药安全事故的发生，国家近年来不断地加强对农药的监管力度，即使如此每年也总会出现一些假冒伪劣农药坑农害农行为，因此农药监管需要社会各界联手才能见到效果。
剧毒、高毒农药不得用于防治卫生害虫，不得用于蔬菜、瓜果、茶叶、菌类、中草药材的生产，不得用于水生植物的病虫害防治。今年6月1日起实施的《农药管理条例》，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堪称史上最严。近日，广东省农业厅启动了“《农药管理条例》宣传月活动”。
民以食为天，要是食品不安全，那就是“天”塌下来的大事。在食品安全议题之中，剧毒、高毒农药不合理使用导致的高残留，酿成蔬菜、瓜果等食物不安全，是一个长期以来令各方头痛的大问题。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农药管理条例》，试图对此作一个了断。良好初衷不必怀疑，执行效果尚须拭目以待。
剧毒、高毒农药的滥用问题，一在供应环节，二在使用环节。先说供应，按老百姓想法，既然“剧毒、高毒农药不得用……”何不禁止剧毒、高毒农药生产和流通?这在目前当然不现实，一者由于地下害虫、线虫、仓储害虫等病虫主要依赖高毒农药防治，二者因为新农药开发周期长，短期内难以找到理想的替代品种。只要还有生产与流通，剧毒、高毒农药的流向就很难把控，谁也不敢保证购买者不用于蔬菜、瓜果、茶叶等生产。
再说使用，客观地说，有些剧毒、高毒农药成本低、效果好、残留低，只要严格按照规定正确使用，风险并非那么大，从世界范围来看，欧美等发达国家也没有完全禁止使用这类农药。而这，正是我们的风险点，使用者或因认知不足，或因利益驱使，有意无意间滥用剧毒、高毒农药。有的人种的菜自己都不吃，说明了什么?所以，哪怕《农药管理条例》被称为史上最严，放在这种大环境下，效果也令人忧虑。
剧毒、高毒农药控制，应当全链条治理：源头——包括研发、生产、销售，不断禁用、淘汰旧品种，尽可能减少剧毒、高毒农药生产(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已陆续禁用了33种)，同时加大安全替代产品的研发力度;中间——也即使用过程，监督、教育与惩戒并重，把剧毒、高毒农药的使用控制在科学、合理范围;末端——运用社会组织或个人的力量，利用法律工具进行约束、倒逼。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广州市中院召开新闻通报会，呼吁环保社会组织加大对刑事案件的关注力度，对于污染环境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要及时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公益诉讼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当剧毒、高毒农药的伤害面广，对受害者的伤害不是即时的，当个人诉讼不符合效益成本核算时，代表公共利益提起公益诉讼，不失为较好的解决方案。当然，这条路也不好走，既要像广州中院这样，明确表示支持，也要社会组织愿意出面，举起公益诉讼大旗。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决剧毒、高毒农药使用问题，需要更大决心、更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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