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迟福林身上抹不去的标签。
上世纪80年代，从中央党校理论部学术组组长到负责海南省体改办，迟福林始终站在体制改革潮头浪尖；此后由仕入学，担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迄今逾20年，其被高层采纳的政策建议不胜枚举。
2010年，迟福林接连出版《第二次改革——中国未来30年的强国之路》、《第二次转型——处在十字路口的发展方式转变》，强调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发展方式转型。近年来他又将目光聚焦到服务业自由贸易，再度提出“二次开放”概念，呼吁加快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
“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80%以上已实现高度市场化，而服务业中50%左右仍被行政力量垄断和市场垄断。”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迟福林坦言，希望在1-2年内实现服务业竞争性领域对社会资本全面放开。
此外，他还建议，目前自贸区共用的122项负面清单中有80余项针对服务贸易，应加快研究推进自贸区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转型进程，争取到2020年把自贸区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压缩到40项以内。
目前，举凡自贸区试点、国资国企改革试点、农村集体产权改革试点等各项改革试点工作都在稳步推进。对此，迟福林都有话要说。
税收结构重大调整宜早不宜迟
澎湃新闻：你近两年提出了“二次改革”、“二次转型”、“二次开放”等新概念，宏观上讲，它们是为了回应改革现在到了哪个阶段、出现了哪些问题么？
迟福林：与改革开放前30多年相比，当前的改革形势远要复杂得多、深刻得多。首先，从内外发展形势看，国际，全球化面临严峻挑战，整个外部形势更为复杂多变；国内，增长、转型、改革直接融合，经济增长直接依赖于转型与改革的实质性突破。
第二，从现实情况看，解决经济运行中重大结构性失衡风险，关键取决于结构性改革。
第三，改革进入“攻坚期”，改革面对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任何一项改革都要突破认识和利益的掣肘。
主要基于这些考虑，所以近几年，我相继提出“二次改革”、“二次转型”、“二次开放”等观点。
澎湃新闻：你说过“二次改革”是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改革，你认为目前进展到了什么程度，距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还有多少路要走？
迟福林：最近几年，以简政放权为重点的政府确实为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是本届政府的一个突出亮点。由于政府与市场关系尚未完全理顺，经济转型与增长面临着体制成本较高、市场开放不足等突出问题。
去年以来，政府在推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上取得重要进展，在缓解结构性失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本质是实现市场自身的供求平衡，主要由行政力量推动存在着持续奏效动力不足的问题。这就需要按照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防止已经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要求，尊重市场规律，形成更多运用市场手段、法治手段的改革行动方案，推动企业优胜劣汰、优化重组。
澎湃新闻：在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方面，你有何建议？
迟福林：减少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要有更多实招：一是要全面实施企业自主登记制度。建议借鉴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的经验，实行自主登记制。
二是要适时取消企业一般投资项目备案制。在政府严格管理城乡规划、土地利用、环境保护等事项的前提下，除涉及国家安全、某些重大国有投资项目之外，建议企业的一般项目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不再要求备案。
三是要推广企业法人承诺制。形成以企业信用、企业自律为基础的事后监管。对必须保留审批的事项，向申请企业提供责任承诺书和审批要件清单，企业法人签署对材料真实性负责，审批部门可当场或当天发放批件和许可证。事后，监管部门在规定时间内组织现场核查，如发现企业造假，再对其进行严厉惩处。
澎湃新闻：有些企业呼吁进一步减税降费，你怎么看？目前个税改革也正在提速推进，你还有哪些建议？
迟福林：在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回流、与中低收入国家争夺中低端制造业市场的特定背景下，切实减轻实体经济税负，不仅关系企业转型发展前景，而且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经济转型的成效。这就需要把税收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同步推进。税收结构的重大调整宜早不宜迟，需要引起高度重视，需要尽快采取改革行动，变被动为主动。
在我看来，改革个人所得税，不能再走传统“提高起征点”的老路，可以考虑确立“宽税基、低税率、减税负”的新思路，把减轻纳税人的税负水平作为基本出发点，尽快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税收征缴方式，切实减轻中等收入群体的实际税负。
（沛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