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所有业内人士都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国家对于农药行业的监督管理力度更加严格，其实这所有的一切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农药零增长这一终极目标。
今年6月1号，新的《农药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施。而从今天起，与新《条例》配套的《农药登记管理办法》、《农药生产许可管理办法》、《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农药试验登记管理办法》和《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等5个规章也开始实施。
与以往的随机处置不同，新规从农药的生产、经营到管理都有细致而全面的规定，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规定最全面、管理最严格、处罚最严厉的农药管理新规，也是决策层面对多年来舆论呼吁规范农药管理体制机制的积极回应。
一直以来，我国的农药管理存在偏“软”、偏“散”，以及多头管理的混乱状况。一方面，大量农药滥用、乱用的情形得不到遏制，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甚至危及农产品食用安全。这些年来，类似张北“毒蔬菜”、香河“毒韭菜”、永年“毒大蒜”、“豇豆农残超标”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互联网上关于清除农药超标的“攻略”也五花八门，这些均反映出民众对农产品安全的不信任感。
另一方面，因为管理不善，剧毒农药也成了底层民众自戕、互害的工具，每年死于农药有意无意中毒的个体不在少数。如何管好、用好农药，已经成为当下经济社会的一个难点和痛点。
此番新规的实施，或将有可能堵住农药监管的漏洞，为人们的生存环境兜底、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兜底。
具体而言，新《条例》及其配套新规有不少亮点令人耳目一新。比如，理顺了农药管理体制，今后从生产到经营，农药监管部门只有一个，那就是县级以上农业主管部门，分工明确，责任清晰，改变了之前工商、农业、质监、工信等九龙治水、无人负责的局面。
又如，农药经营者须办理经营许可证，而办证的要件之一，就是要有可追溯电子信息码扫描识别设备和用于记载农药购进、储存、销售等电子台账的计算机管理系统等，这样，就可以实现农药产品可追溯电子信息码管理，做到产销全链条可控，避免假农药流通到农民手中。
还有，相关的惩处规定也非常严厉。不仅经营假农药、无证经营农药、生产、混配农药、在网络上销售限制使用农药等行为要受到行政处罚，造成损失要赔偿，情节严重的还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不过，新规能否切实管好农药，仍有待进一步观察。据披露，我国有农药经营者36.7万个，62%为个体经营;经营人员63.7万人，近90%为高中以下文化水平;61%的农药使用者依靠经销商的推荐购买和使用农药，80%以上的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由农民自己完成。
此种仍以小农经济为主、点多面广的现状，不仅加大了监管成本，也决定了终端的难以覆盖。此前，海南省因为2010年“豇豆农残超标事件”，痛定思痛，大幅度减少农药经营单位，且严禁挂靠，批发企业从230多家减少到3家，基本确立了农药批发零售许可经营模式。然而，经营单位数量的减少也产生了诸多不便，据披露，今年海南已确定将适度增加农药批发企业个数，零售终端也要合理布局。
而从另外一个层面看，当下农药产能过剩、使用过量、经营秩序较乱等问题，也严重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在不少地方，农药使用越来越毒、剂量投放越来越大。可以说，农药管理已经成为农业能否实现绿色发展，乃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如何的症结性问题。
也因此，当务之急固然是强化从生产、销售、施用等全链条的严密监管，切实遏止滥用、乱用、制假售假等乱象，使农药使用全部纳入监管视野，规范各个环节的行为。而从长远看，则要逐步过渡到少施慎用上来，多用生物治理方式，以替代杀灭一切的农药。事实上，类似的做法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有了很好的实践。
做到这一点当然不容易。既要规范生产者、经验者的经营行为，也要开展全面的环境教育，务使一体周知。但再难也必须迅速推进，这本来就是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的基本要义。
“是什么东西让美国无数的城镇失去了春天的声音?”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在其名作《寂静的春天》中如是追问。时至今日，在中国，我们也不妨作同样的追问。
正如蕾切尔?卡逊已经指出来的，“‘控制自然’是一个妄自尊大的词汇，形成于生物学和哲学的初始阶段，当时人们以为自然是为人类而存在的。应用昆虫学的观念和做法大都始于科学的蒙昧时代。如此原始的科学却配置了较新的、最可怕的武器，在对付昆虫的同时也危及地球的安全，实在是我们的大不幸啊。”
若想走出这个“大不幸”的全输局面，惟有从清醒明晰的认识、精准有力的决策以及扎扎实实的努力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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